香港、新加坡、杜拜：比較環境的成功之道（上）,超越香港比肩新加坡迪拜

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小而美的各自特殊性造就了这三个地方，共性下的“比较环境”分析能更准确看待他们的不同和成功之处。

我曾在《世界級大都會》（商務印書館，2023）中提出了「比較環境」概念，即有特定地理特徵的地方被賦予了特定與周邊不同的制度，並分析因此形成的香港與深圳互動演進。

今天，我嘗試用這個概念比較三個超越自身人口與地域規模比例的樞紐城市：杜拜、新加坡和香港。

這三個城市有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徵，也都是在更大地緣政治結構之中，透過制度和政策的刻意設計，形成與周邊明顯不同的規則組合。

外資與人才往往把它拿來與其他城市比較，國家也可以透過它，檢驗新政或對外策略。杜拜、新加坡和香港都不是偶然成功，而是以「與周邊不同」為前提構建的比較環境長期運作的果實。

它們有幾個鮮明的共性特徵：高度開放的貿易與金融制度、相對周邊更具吸引力的稅制與營商規則、小體量但高度集中與可調度的決策機制。

差別在於：誰握有設計權，以及這個設計被視為全國正統，還是被當作一塊可有可無甚至需要收緊的例外。

同以「比周邊更國際化」獲青睞

若從投資者與企業決策的角度去看，新加坡、杜拜與香港常被放在同一份報告中比較：誰的稅更簡單、資金更自由、人力更好用、生活更宜居。這樣的比較恰好反映了它們的共通之處：都定位成周邊區域的「制度差異地」。

首先，都依賴高度開放的貿易與金融制度。

香港長期維持自由港、簡單利得稅制度與完全自由的資本流動，配合普通法制度與成熟的金融基建，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離岸介面；新加坡透過穩定可預期的監管環境、清晰公司法與雙邊稅務協定網絡，成為管理東南亞與更廣泛印太市場的區域總部基地；杜拜則依靠各類自由區（如JAFZA、DMCC）提供免關稅、免公司稅與100%外資持股安排，配合港口與航空樞紐地位，作為連接歐、亞、非的商務門戶。

第二，都以「比周邊更有利」的稅與規則來爭取資本。

新加坡企業稅率雖非全球最低，卻透過大量針對性減免、研發補貼與稅務協定，為跨國公司提供穩定且可以長期規劃的節稅路徑。

杜拜長期以近乎零稅負作為招牌，自由區企業享有長期免稅承諾，只是在全球稅制收緊下，近年開始引入公司稅與最低稅負要求，但整體仍遠比多數周邊國家寬鬆。

主權地位與「上位權力」各異

香港以簡單、低稅、無增值稅以及沒有外滙管制取勝，讓企業在處理中國相關業務時，可以在香港設立控股與融資平台，兼顧接近中國與保留國際化規則。

第三，都因小且相對獨立，易於更快適應外部轉變。

三地都具有決策半徑短的優勢，能夠快速應對全球規則變化，例如金融系統促進穩定幣和RWA發展的新政，執行力往往高於多層級的國家政府。

雖然三地政府角色的「大小」不同，但因為政府層級結構簡單，對外資金流通自由度也高，因而對投資者而言，至少在經濟與營商領域內的政策連續性和確信度高。

真正把三者區分開來的，是它們與「上位權力」之間的關係：新加坡本身就是主權國家；杜拜是聯邦內高度自主的酋長國；經歷百多年英國殖民的香港則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運作的特別行政區。

新加坡作為完全主權下的城邦國家，它本身就是最終的主權單元。

這賦予它在制度設計上最大的靈活度與責任：可以大膽嘗試國有企業＋全球資本的混合模式、嚴格但高效的行政管理，以及對媒體與公民社會的高度管制，只要整體成果能維持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新加坡的「比較環境」是面向東南亞以及部分亞洲國家：與周邊相比，它在廉潔、法治與秩序上的優勢，使其成為跨國企業在區域內的制度避風港。

杜拜則是聯邦架構內的「開放展示櫥窗」，作為阿聯酋的其中一個酋長國，杜拜在外交與國防等關鍵領域由聯邦統一掌握，但在經濟政策、城市規劃及社會生活管制上則享有高度自主。

這種結構使杜拜可在保留伊斯蘭與君主傳統的前提下，大膽推出自由區、外資政策和旅遊開放措施，把自己塑造成中東世界中的「例外城市」：相對世俗、生活方式多元、對外資和外籍人士友善。它的比較對象，既包括聯邦內的阿布扎比等其他酋長國，也包括更廣泛的中東與南亞城市。

回歸後的香港，在憲制上透過《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安排保留普通法、獨立司法體系、獨立關稅區及貨幣制度等，成為中國內部的制度對照組與開放窗口。

長期而言，這種安排讓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連結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角色：中國企業可以在熟悉的內地制度外，透過香港接觸國際資本與規則；外資則可以借道香港，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

近年政治與法律層面的重大變化，使外界對香港制度與內地之間的差距是否縮小產生疑慮。然而，從資本市場與專業服務的實際運作來看，香港仍保留普通法、國際會計與金融規則，並且在內地與國際監管之間扮演協調角色。

這意味着香港的「比較環境」愈來愈不是單純由自己決定，而是需要與國家整體戰略緊密對接，同時又維持對外足以被信任的制度差異。

宗教文化社會結構有別

若從宗教與文化的角度進一步比較，可以看到三者在如何處理多元化這一議題上各有不同路徑，而這也深刻影響它們作為「比較環境」的形象。

杜拜所在的社會以伊斯蘭文化為基礎，法律體系與公共生活中可以見到宗教的影子；然而，為了吸引國際資本與人才，它對外籍居民的生活方式展現較高的包容度，包括酒精消費、着裝與娛樂等領域，都在宗教規範與全球化生活方式之間取得微妙妥協。再加上外籍人口遠多於本國公民，城市呈現高度分層與分工：本地公民掌握政治資源與部分高端職位，大量外籍勞工與專業人士則支撐經濟活動。

這種結構塑造出一種「在保守大環境中的開放島嶼」形象，但外勞與本土人士巨大不平等可能是危機的來源。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